《新黨章:一個重大的戰略方針一個重要的政治提醒》
十七大通過的新黨章在關于黨的基本路線的論述中引人注目地指出，要“全面落實黨的基本路線，全面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段話重申了自十四大以來黨章中的有關論述，既指出了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時又強調主要是防止“左”。那么，黨章中為什么要這么提？今天我們又該怎樣來理解黨章中的這個重要論斷呢？
??? ●黨章中關于反對右與“左”的論斷，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方針，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提醒
???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貫穿鄧小平理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1981年，他在《關于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的談話中說，“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后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SPAN>(《鄧小平文選》二卷379頁)在改革開放全面展開之際的1987年，鄧小平指出:“這八年多的經歷證明，我們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但不是說沒有干擾……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SPAN>(《鄧小平文選》三卷228－229頁)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講了振聾發聵的話:“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是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SPAN>
??? 以上表明，鄧小平反對錯誤傾向的思想是深思熟慮、一以貫之的，他首先強調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時又指出著重警惕“左”的危險。這是他幾十年革命經驗和理論思考的結晶，是他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留給黨和人民的寶貴思想遺產。
黨中央后來以黨代會報告和黨章的形式充分肯定了鄧小平這一思想。比如，十四大報告指出，“在把握‘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問題上，在黨內特別是領導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現主要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動亂?！蟆谋憩F主要是否定改革開放，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甚至用‘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影響和沖擊經濟建設這個中心?！?/SPAN>
十四大黨章對這個問題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形成了一個規范性的提法:“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里要注意，一是強調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思想更加明確；二是以黨的法規的形式闡述，極大地加重了這個論斷的分量。以后十五大、十六大黨章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對原有黨章有所修改，但上述論斷一字未改。這充分表明，這一論斷，不是一般性提法，是黨中央對改革開放時期可能出現的錯誤政治傾向的總體判斷和戰略估計，它不是針對一時一事，而是管全局、管長遠的，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提醒，反映了黨中央的遠見卓識和政治智慧，具有重大的戰略指導意義。
●黨章中關于反對右與“左”的論斷，要求在反對一切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的同時注意“左”是主要危險，體現了全面論和重點論的結合，堅持了實事求是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是實事求是地處理黨內錯誤傾向的正確原則。一般說，右的傾向表現為思想落后于實際，放棄原則，不敢前進，或企圖開倒車；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害怕敵人壓力，不敢斗爭，屈服、妥協，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則發展到對敵投降?！白蟆钡膬A向表現為思想超越客觀過程，夸大主觀能動性和有利條件，在對敵斗爭中輕視敵人力量，采取冒險主義；在經濟建設中急于求成、忽視客觀規律；在黨內斗爭中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等。無論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都給黨的事業造成危害，都必須堅決反對。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面論。
在全面論的基礎上強調重點論，依據歷史和現實經驗，把“左”視為應當防止的主要危險，這同樣是堅持了實事求是。因為:
??? 從對干部黨員的影響看，“左”比右有更多的欺騙性。在革命的共產黨內，右傾一般很難找到市場?！白蟆钡乃枷?、傾向則是打著革命的旗號、披著馬列主義外衣出現的，有很大的誘惑力；又由于“左”與革命者的愿望、情緒有著天然的同構性、親和性，契合了革命者要迅速破壞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的理想和熱情(雖然往往事與愿違)，因此不但難以像右的傾向那樣引起義憤和警惕，反而容易引起人們思想感情上的同情和共鳴，被認為是革命堅決、政治可靠、有犧牲精神等。當“左”的錯誤滋生時，缺乏實際經驗、理論水平低的革命者不僅不能識別和抵制，反而感受到壓力和痛苦，懷疑自己“跟不上形勢”、“出現了右傾”，于是從懷疑到盲從，進而認同、緊跟、推波助瀾。所以，“左”的思想情緒有很強的“傳染性”。
從國情和黨情看，“左”比右有更強的易發性。歷史上，中國是個有長期封建傳統影響的國家，民主法治觀念淡漠，特權思想、家長制突出，這是產生“左”的思想的最根本的社會文化基礎。從黨情看，歷史上黨內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占大多數，這就容易產生三大弱點: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嚴重，機械搬用馬列主義詞句和外國經驗，脫離中國實際；急躁情緒和空想幼稚病，妄想革命一舉成功，盲動蠻干；唯我獨革，不懂得團結大多數，在策略上“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嚴重的“左”的錯誤由此而生。
從對錯誤的糾正看，“左”比右有更大的頑固性，難以及時糾正。這同以往對黨內錯誤的處理有關。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右被看做立場問題，“左”則是認識、方法問題，是“好心辦錯事”；對犯右傾錯誤的處理很重，對犯“左”傾錯誤的則比較寬容。久而久之，有些同志形成了思維定勢:“左”沒有風險、不花成本，“保險系數”高，“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等等。搞“左”的錯誤的人具有“心理優勢”:執行“左”的一套理直氣壯，從不輕易認錯。這樣，防“左”遠比反右更加困難。
●黨章在“左”、右傾向問題上的論斷，對推進改革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
作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開放的進程是艱難的，是在不斷克服右的和“左”的干擾中前進的。右的傾向主要表現為思想上、政治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鼓吹“全盤西化”，等等，往往被外國敵對勢力利用，還曾釀成政治風波。正因為黨中央始終警惕右，才保證了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左”的思想更不容忽視，正如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的:“改革開放要探索和開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和觀念，阻力主要來自‘左’”。由于“左”的思想一切從本本出發，把社會主義理解為“一大二公三純四平均”，把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劃等號，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看作絕對對立的。而改革開放恰恰要從計劃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打破平均主義；要吸收外資，利用資本主義的有益成果，等等，這一切都被“左”的思想看作離經叛道。改革中每個新觀念的產生，每個重大舉措的提出，都必然同“左”的思想發生尖銳沖突?？梢哉f，改革開放的過程，是同右的傾向斗爭的過程，但主要是同“左”的思想斗爭的過程。正因為全黨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在警惕右的同時主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縛，全黨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才噴發出來，古老的中國才綻開改革開放之花，并結出豐碩的經濟社會發展之果。
今天，實現十七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新要求，堅持“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仍然有現實意義。其一，近三十年的改革取得偉大成就，但不是已經搞得差不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政治體制改革正處在關鍵時刻，文化體制改革剛剛破題，要健全完善各方面的體制，解決深層次問題，必須繼續解放思想，以觀念變革促進體制創新。這里，一方面要警惕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右的傾向，尤其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要警惕宣揚照搬西方的“多黨制”、“三權分立”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主要的思想障礙仍然是“左”的教條主義和僵化思想，尤其要防止“以階級斗爭為綱”思想的回潮。其二，當前我國社會確實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有的與長期形成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和市場經濟負效應有關；有的與我國的發展階段相聯系，這些問題要靠深化改革和發展來解決，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當此關鍵時刻，更要警惕和防止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的思潮，而這種思潮恰恰是從“左”的思想那里找到“理論依據”的。明確提出在警惕右的同時主要防止“左”，給了全黨全國人民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堅定改革的信心和繼續探索的勇氣。
●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和工作實踐中不同意見以至偏差，不能隨意說成是政治傾向上的“左”和右
??? 對于黨章中的這個重要論斷，也要科學、全面地理解和執行。特別要注意的是:“左”和右都是政治概念，是指背離黨的基本路線的傾向，至于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和工作實踐中不同意見以至偏差，不能隨意說成是政治傾向上的“左”和右。如果把有著特定含義的概念泛化、擴大化，會把事情搞亂。即使對于貨真價實的“左”的傾向，也要按照黨章規定的政治生活和組織生活原則，恰當加以解決，而不講道理、亂扣帽子、無限上綱等不可能真正克服“左”，或者說，這本身也是“左”的一種表現。
特別要注意，“左”是主要危險，但不是唯一危險。十七大黨章指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政治體制改革中照搬西方模式、以“民主社會主義”代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右的傾向同樣要警惕和防止。否則也會給黨的事業造成極大危害。
還應看到，“左”和右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因為二者在方法論上同根同源，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與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要在反對右的時候防“左”，在反對“左”的時候防右，注意一種傾向可能掩蓋另一種傾向。黨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既反“左”又反右的。提高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的自覺性、堅定性，把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相統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把“三個有利于”作為工作的總出發點和檢驗標準，是防止、克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和思想的可靠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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